云南咖啡上下求索 价格目前已跌入冰点

   数据来源：云南省农科院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、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

   在咖啡价格创下历史新低的时候，云南本土的咖啡龙头企业正着力拓展生存空间。两种思路造成发展方向分歧，成效如何还待观察。

   15元/公斤。云南咖啡的价格目前已经跌入冰点。

   当高涨的价格如潮水般退去，一个产业的各种问题就会像暗礁一样露出来，随即招来怀疑和指责。但这个时候，往往决定着产业的未来。

   缺乏高端品牌、深加工能力不足，目前的云咖只能任由国际价格任意侵蚀自己的利润空间；种植面积猛增凸显后期加工技术瓶颈，品质问题已成为一枚不定时的炸弹；另外，产业政策、体系等方面，都出现了落后于市场情况的滞后性。

   咖啡是云南省的第二大创汇型农产品，目前拥有着近150万亩的种植面积。如此体量，未来是辉煌还是平庸？这考验着各利益方的勇气与责任，革新的速度与决心。

   云南咖啡初加工的“小脏乱差”

   种植面积大幅增加，但专业人才、技术、设备都极度缺乏。这是云南咖啡产业步子迈得太大带来的阵痛。

   想要看到云南的咖啡树不容易。为了保证行程的安全和效率，你需要一辆越野车，及一位能在两车道的山路上快速过弯，并轻易躲过对面来车的司机。

   云南的小粒咖啡多种植于海拔2000米上下，土壤肥沃、昼夜温差大的山地上。这种种植条件甚至超过牙买加蓝山地区，让云南的小粒咖啡品味独树一帜：浓而不苦、香而不烈、略带果味。

   云南咖啡的种植条件早已得到广泛认可。十年前，雀巢就已开始使用云南咖啡，作为其旗下顶级品牌“Nespresso”的原料。但种植条件不能完全决定咖啡的最终品质，在今年一次关于咖啡的非官方会议上，某国际品牌采购商竖起大拇指：“云南咖啡在树上，是这个。”但随后，他将大拇指掉头向下：“从树上下来后，是这个。”

   “的确，中国咖啡在初加工技术环节上存在严重质量技术问题。”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家雄说。咖啡的初加工，是通过鲜果采摘、脱皮脱胶、干燥等环节得到带壳咖啡豆。之后通过去壳、焙炒，得到焙炒豆。期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都将影响最终质量。

   “比如，树上有果子熟了（熟果呈红色），心急的咖农使用催熟剂，果子是红了，但里面是生的。”黄家雄说，干果、病果和过熟果未与正常果分开，缺乏青果分离技术设备，导致鲜果质量良莠不齐。

   然后，由于缺乏足够的机械脱胶技术设备，云南咖农多选择发酵脱胶技术。该技术要求将咖啡鲜果泡入水中24小时，但这要求时间严格控制，常常造成过度发酵。

   干燥环节同样缺乏设备。若采用晾晒的方法，在太阳底下需要15-20天。一旦没能及时翻晒，咖啡豆就容易出现二次发酵。

   “我还见过把玉米粒撒进咖啡果晾晒场，然后放猪去拱食，以达到翻晒的目的。”凌丰咖啡副总经理王家强描述他曾在普洱见到的一幕。虽然这属于极端个案，但这也说明了质量控制问题的普遍性。

   “云南咖啡初加工的‘小、脏、乱、差’问题普遍存在。” 他说。

   理论上，云南以水洗方式加工的小粒咖啡，品质近似于哥伦比亚咖啡。但2000年至2010年间，中国咖啡豆的均价比哥伦比亚咖啡低313.24美元/吨。“除国际品牌形象和信誉等因素外，我们的咖啡在初加工技术环节上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是导致两者之间差距较大的主因之一。”黄家雄说，

   从更深层次来看，这是云南咖啡产业步子迈得太大带来的阵痛。

   自2008年普洱茶泡沫破裂，普洱转种咖啡开始，随着德宏、保山等种植区域的发展，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呈几何式增长，2010年起大有井喷之势。

   就在人们以为云南咖啡的版图已定之时，临沧市委办公室2012年下发“关于加快推进咖啡产业发展意见”，提出“坚持大干三年，到2014年，全市建成咖啡产业基地50万亩。把临沧建成云南乃至中国重要的咖啡生产基地”。同年年底，临沧咖啡种植面积从2011年底的不到7万亩跃至27万亩，成功坐上次席。刚获得“中国咖啡之乡”称号不久的德宏只能屈居第三。

   4个种植区你追我赶之间，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已达近150万亩，这个目标本来预计2020年才能达到。如此一来，云南省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就显得滞后，市级政府以上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，各项扶持政策也未上升到省级层面。

   另一方面，专业人才、技术、设备都极度缺乏。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胡路形容这个行业是“实习生挑大梁”。

   即便如此，临沧农民对种植咖啡仍很积极。“（咖啡）比甘蔗用工少，比甘蔗价格高。”鲁正祥曲着两根手指夹着烟说。他是临沧幸福镇幸福村委会丙凤四组村民，常年在山上冒着烈日劳作，习惯眯着眼与人交谈。

   “以前种甘蔗，2011年开始种咖啡，71亩。”鲁正祥计算，71亩甘蔗一季需要雇600-700个工人，咖啡的用工数量只是甘蔗的1/6左右；价格上，每亩咖啡丰产时可产1吨鲜果，最低保护价是2000元；如果是1亩甘蔗，能卖出的最高价格也就这么多。

   精深加工与做好原料两头并进

   云南本土咖啡企业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，其中之一，是设法控制好咖啡原料质量。

   无论是从临沧市政府的决心，还是咖农的积极性来看，虽然咖啡价格走低，云南咖啡种植面积的增速可能有所放缓，但不会停止增长。各相关方对本土咖啡企业也抱有期待，它们一头连着咖农、一头与市场接轨，它们的发展很可能成为左右行业未来的关键。

   云南咖啡4个较大的种植区都各有一个龙头企业，普洱、临沧、德宏、保山分别是爱伲、凌丰、后谷、云璐。其中，后谷由于精深加工形成的全产业链优势，被认为是目前云南咖啡的第一品牌；而凌丰由于掌控着23万亩基地和后发优势，俨然坐上云南咖啡种植企业的头把交椅。

   凌丰曾一度与后谷合作，欲共同开发临沧的咖啡产业。但后谷权衡风险，决定不再大举东进临沧。凌丰则选择了一条与后谷相反的路，暂不介入精深加工，而是做精品咖啡豆原料。

   “我们能掌控咖啡生产、加工的每一个环节。” 凌丰咖啡董事长杨志奇说，公司将在2014年-2015年间，建立云南咖啡的首个质量追溯体系，出厂咖啡豆上将标注二维码，标示这袋咖啡生产、加工的一切信息。

   “相信今后其他商家采购云南咖啡，会优先选择我们的原料。”杨志奇似乎对自己的模式有极大信心。这还表现在，介入咖啡产业时，他以2亿多元的价格卖掉了效益良好的糖厂，把所有的钱全部投入到基地中，就连临沧的房子也是租来的。

   杨志奇之所以敢如此坚决，是因为他有一套对种植质量全把控的体系，已在甘蔗种植上取得成功。

   “在市里设总公司，管理各县的分公司，分公司下设各乡镇设指挥部，乡镇以下的村

   委会设片区合作社，村委会的每个村民小组再设互助组。凌丰用这样的公司架构，保证监督管理、种植技术等下沉到每一户咖农的每一亩地。每个片区合作社监督管理3000-5000亩基地，每个互助组负责200-500亩基地。”杨志奇介绍，互助组组长采用900元底薪和绩效考核的薪酬体制，在种植环节，若能保证90%以上存活率，互助组组长就能得到每亩1元的绩效奖励。每个组长每周都要去乡镇指挥部，进行视频学习，包括当季的咖啡种植、管理技术等内容。

   “老乡也有不想做管理的时候，我就劝他说，管得好，以后挂果赚的钱也多。”幸福村委会丙凤四组互助组组长周建军说，有的咖农也会犯懒，但劝一劝都会听。

   凌丰云县分公司总经理杨文能说，互助组组长人选一般要求初中以上学历，最终通过当地咖农举手投票来确定。而乡镇指挥部对负责人的要求更高，需有农业方面管理或种植经验。

   同时，凌丰决定不再将初加工环节交给咖农，未来将在每个指挥部建一座初加工厂，采用机械脱皮脱胶，保障干燥环节的加工工艺，控制初加工环节的质量。

   此外，杨志奇还在公司内部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企管部，部门负责人年薪达20万元，而目前，临沧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仅在5000元左右。“只要一个数据是假的，就撤掉。”杨志奇说，公司曾通过对甘蔗质量的把控，创造近6吨甘蔗就出1吨糖的纪录。

   凌丰的架构，更像是一个企业王国的雏形。但也有人认为，凌丰23万亩自有基地风险大，像是赌博；另有观点称，标准化种植在实际执行中难免走样。

   争论很快将有结果，明年，凌丰的基地将有12万亩投产，咖啡豆产量将达万吨。能否如愿打开销路，成败未知。

   业内对未来一致乐观

   “云南如果20年内有一个产业能跟烟草媲美的话，就是咖啡。”

   2012年，做好精深加工，延长产业链，这些还是云南咖啡企业的共识。但后谷、爱伲、云璐等企业的品牌、渠道建设速度，并未赶上咖啡价格回落的速度。

   这时，大谈云咖质量问题，宣扬“只做精品咖啡原料”的凌丰异军突起，除了有打云南咖啡自己的脸的意思，也为整个产业发展推开了另一扇门。“精深加工我们肯定要做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”杨志奇说。

   云南咖啡主产区的龙头企业对行业发展方向首次出现分歧。企业各有侧重，为自己、也为云南的咖啡产业而上下求索。

   不过，业内各利益相关方对未来却有着惊人的共识。无论是做质量控制的凌丰，还是致力于品牌建设的后谷，抑或是弯道超车的临沧市政府，都相信不久之后，就是中国咖啡产业的春天。

   “2008年，国内咖啡馆有1.5万家，现在，国内咖啡馆超过4万家。”胡路说，中国咖啡消费量近年来正以20%左右的速度增长，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咖啡消费大国。国际咖啡组织预测，2020年以后，云南咖啡产量将超过20万吨/年，中国市场需求达30万吨以上。

   另外，2011年，中国咖啡豆进口量超过出口量，首次成为咖啡的纯进口国。

   咖啡市场消费前景看好，是目前云南咖啡产业利益相关方的兴奋剂。而咖啡价格周期性波动规律，则是他们的强心针。

   “咖啡价格约10年一个周期，我们现在（指价格低时）进入市场，正是时候。” 王家强说。而这样的观点，在凌丰已是基本共识，也是吸引王家强在2011年辞去公务员职位下海的原因之一。在凌丰内部，这样下海的公务员不在少数。

   后谷董事长熊相入则更为乐观：“云南如果20年内有一个产业能跟烟草媲美的话，就是咖啡。30年内若有一个产业能超越烟草，仍是咖啡。”而临沧除了要扩大种植面积外，试图培养当地人的咖啡消费习惯。在市区，各县区、乡镇都建设咖啡馆，还将启动咖啡庄园项目建设。

   云南咖啡种植面积，就是在乐观情绪的浸染中从2010年起迅速扩大的。而云南的咖啡价格同时也从2010年的超过40元/公斤的历史高价，跌入目前15元/公斤左右的冰点。

   时间点如此契合，让人很难判断，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如此扩张，是各方的盲目追高，还是理性引导的低价入场。但无论如何，云南咖啡近150万亩的种植面积，其中投产面积虽仅有40.4%，但产量已占到全国的99%以上。如此规模，亟需得到重视与正视，包括政府、银行等与产业有关的各方。

  配套政策规定缺失影响产业

   资金制约并非问题的全部。建立技术支撑体系、完善政府政策、出台产业保护措施等，都很重要。

   杨志奇担心的不是凌丰架构的执行力，而是目前的现金压力。30年共需支付土地租金450元/亩、管理户种植管护费350元/亩、每个初加工厂300万-1000万元的成本，员工工资……这些都挤压着他的现金流。投资4亿元的凌丰目前的银行贷款只有2000万元，资产负债比很低。“咖啡未投产，价格又不好，银行对我们的信心不足。”杨志奇现在只好等待30万亩林权流转过来之后，进行抵押贷款。

   而后谷也并非不把钱当回事。它之所以未大规模进军临沧，业内有声音称，是受资金制约，公司不愿大规模负债。

   在质量问题无法根本解决，品牌、渠道建设未完全打通的当下，云咖不但要在内耗上浪费不少资源，更要面对进出口政策、融资困难、相关制度不完善的影响。

   在影响咖啡价格的各种因素中，产品产地、生产工艺影响最大，为38.2%；进出口政策影响6.5%；供需情况22.3%；运输费用9.7%；其他因素22.3%。

   进出口方面的现状是，中国将优质小粒种咖啡出口到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，又从越南、印尼等国进口价廉质劣的中粒种咖啡，主要用于加工生产速溶粉或拼配咖啡（1/3小粒种配2/3中粒种）。

   无论是小本生意还是国际贸易，拿好产品换别人的劣质产品，都是亏本买卖。这其中，不光有国内消费者消费心理的问题。黄家雄认为，还源于中国没有咖啡进口质量检验标准：“世界上其他咖啡消费大国都是有进口标准的，你的咖啡不如我的好，你就不能进来。”

   黄家雄建议，应以几大举措应对云南目前咖啡现状：以咖啡生产成本为基础，按上浮5%至10%的价格收购，保护咖啡种植者利益，进而保护咖啡产业；在丰收年，从经营利润中按5%至10%比率提取风险基金，补贴低产年和低价年，或用于改善基础条件。

   质量方面，严把咖啡鲜果采摘质量，推广新技术，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；同时，建立从种子到杯子、田间到餐桌的咖啡技术支撑体系，为产业提供强力支撑。

   政策方面，建立政府专门管理机构，制定良种补贴、农机补贴、贷款贴息、产品营销推介等咖啡产业配套扶持政策。

   不过，即便上述条件均得到满足，云咖在体量迅速膨胀的同时，能否真正激活其高品质基因，并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上打开销路、形成品牌，一切都是未知。